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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 | 创新创业的挑战与大学发展范式的变革

  返回澳门新葡新京官方网站主页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发布:2020-06-15 13:05分享:

摘要:不同时代的大学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有着不同的发展范式。现代大学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创新创业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目标。伴随以要素和投资规模为驱动的经济-技术范式向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技术范式的转移,高等教育将面临创新创业失灵的挑战,大学的发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变迁。在信息技术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通过理论引领变革大学发展范式以应对创新创业挑战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基于知识的社会里,大学是创新的引擎和创业的孵化器,唯有以创新创业为发展范式的大学,才能保障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大学发展范式;理论范式;技术环境;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型大学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组织,其发展除受学术逻辑制约之外,还深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旦经济-技术范式发生了变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转型,大学的发展范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如同商业公司由于组织大批量生产的功能而在过去一百年间成为社会中的核心机构一样,大学(或其他形式的知识机构)作为发明和知识的新源泉将成为未来一百年的核心机构。”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推进,在当前经济社会领域创新驱动已经逐渐取代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样态。作为创新的引擎和创业的孵化器,理论上大学在知识和创新经济发展中将逐渐占据轴心地位。但理论上的优势与可能并不必然等于大学在现实中的作为。现代大学能否在新的经济-技术范式下再次证明其独特的价值,既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与政策供给的创新,也需要大学自身的范式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不合适的社会制度以及不适应创新创业需要的大学发展范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的最大障碍。很多大学还在利用过去管理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经验,应对今天的创新浪潮和创业革命,导致了大学发展范式与社会和经济—技术发展范式不匹配,从而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面向未来,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以教学和研究为中心的发展范式面临创新创业的严峻挑战。创新创业范式的扩散既塑造着知识社会的未来,也改变着高等教育自身命运;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建立既是大学对于创新创业的应对,也是大学自身的“创新创业”。为了满足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保持组织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变革实现大学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

一、大学发展的范式困境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当前高等教育也处于转型中。与稳态的高等教育系统相比,转型期的高等教育更加需要理论的引领。“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窘境是,在从一种发展样态向另一种发展样态过渡的过程中旧的理论已趋于失效,新的理论尚未成熟。由于缺乏理论的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容易陷入混乱或趋于保守、停滞不前。历史和实践表明,对于转型中的高等教育,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是一个无法超越的过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基于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提出前瞻性的、有解释力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考察事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尽可能降低高等教育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理论对于实践的影响主要通过一系列假设来实现。实践远比理论复杂。理论要影响实践就需要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必要的简化。比如,由于排行榜的盛行,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对于什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供了一系列“假设”: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大学(学科)就是一流大学(学科);影响因子高的刊物就是一流刊物;发表在一流刊物上的论文就是一流论文;高被引的学者就是一流的学者;拥有某种人才头衔的就是杰出人才,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虽经不起认真的理论推敲和实践检验,但经由政策激励、媒介传播以及学术论文的粗加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主流的学术和政策话语,在短期内影响甚至决定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根本上,一种理论是否有效或有价值不能只看它对于实践的短期影响,关键应看它是否揭示了某种未知的因果关系。所谓的理论如果没有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很容易沦为廉价的政策口号,即便一时能够影响实践但也随时有可能被新的政策话语所替代,从而失去理论本身应有的意义。

遗憾的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现行的很多政策只是基于某种人为的或想象的相关性,而非理论上的因果关系。“相关性和因果性是两回事,这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道理。”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很多研究者、管理者以及决策者即便清楚了解这一点,仍然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很多政策就只是基于某种臆测的相关性而不是基于严格的因果关系。比如,很多国家只是看到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就尝试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来实现大国的崛起。事实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在不发达国家里靠政府扶持闯进世界大学前列。一个国家的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先决条件是这个国家要先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落后的或发展中的国家很难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中国应当参考的是发达国家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和后来‘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的高教模式。但有关部门参考的则是发达国家现代的模式。”其结果是,大量资源投入了以争夺学术锦标为目标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真正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相对被忽视。

与作为国家政策愿景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创新创业型大学”更符合理论的定义。几十年来,以硅谷为代表的实践证明,大学的创新创业或创新创业型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直接的、可以证实的因果关系。现在要做的是,揭示出大学与创新创业之间具体的因果机制,以促进大学的创新创业和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持续发展。当然,面对创新创业的挑战,无论何处也无论何时,仅有大学致力于创新创业是远远不够的,创新创业的成功还需要相关产业链、政府部门、中介机构、风险资本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在同一个区域的高质量汇聚,并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生态系统)。一般认为,斯坦福大学孕育了硅谷的创新创业精神并成就了硅谷的辉煌。这只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并不是全部事实。“硅谷系统的演变就是因为所需要的原料在合适的时间积聚在一起,这些原材料包括学术和工程技术人才、早期的一些开拓者以及某些关键技术,还包括斯坦福大学(包括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其他知名的学术机构)、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以及一些高回报、高增长的经济部门,例如半导体、个人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互联网等。”由此可见,创新创业型大学本身并不能完全保障创新创业的实现。国家和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构及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创新创业型大学,还需要具有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专业性组织的共同参与。“创新创业有‘能不能’的问题,这需要知识和实践;更有‘敢不敢’的问题,这就需要社会氛围和生态了。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并不是要孵化企业,而是要给予更多人创新创业的能力和胆识。”

当前在通往创新创业的路途中,大学首先遭遇的阻碍就是治理结构和机制的“落伍”。大学的治理在理念上受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影响,决策相对保守;在治理结构上受民主化思潮的影响,议事倾向于强调学术民主和程序正当而不是胜任。基于利益均衡的委员会制使大学的组织与制度变革习惯于适应而不是创新。表面上看,新的环境下大学的治理仍在有序运作,但实质上内部充满了混乱。从规模上看,现代大学依然繁荣,发展很快,但实质上由于忽略了范式变革,可能走错了方向。“任何组织,无论是生物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需要在组织的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时改变自己的基本结构。如果规模翻一番或两番,任何组织都需要进行重组。同样,任何组织,无论企业、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部门,只要存在的年限超过40年或50年,它们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情况。它们的政策和行为规则已经跟不上其自身的发展。如果它们继续沿用老方法,它们就会变得难以驾驭、难以管理和难以控制。”实践也证明,所有的组织都会经历从“创业”(初创,高增长)走向“管理”(衰退,求存)的生命周期。组织的生命周期和创新创业精神密切相关。无论何种组织,初创时大多充满创新创业精神,伴随制度化建设,管理逐渐取代创新创业成为机构的核心工作。最终,伴随组织职能部门的逐渐完善,创新和创业精神逐渐减少。实践中,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枯竭就意味着组织生命周期的终结。

当今世界各国主要的大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存在的时间看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情况”,都需要为了创新创业而变革治理模式,重塑发展范式。为了满足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的需要,现代大学治理的变革必须以创新创业为中心,为创新而治理,为创业而治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仍然是以精英高等教育的组织和治理结构为基础在运行。这就好比火车的发动机已经是“高速”的,但运行轨道仍然是“普通”的。在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现有的治理理念与结构使其无法果断做出科学创新决策,及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反应。如德里克·博克所言:“尽管某些学术参议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且为重要的学术难题提供了教职工的视角,但是大多数学术参议会的表现很令人失望。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诸如停车场、体育或者学术年历等琐事,而非学校发展等大方向的问题。因此,参议会吸引来的并不是那些最受人敬仰、最有影响力的教授,而是那些不愿再专注于教学和科研的人。这些人缺乏威信,无法代表教师发表权威性的见解,也不能为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作出太多贡献。”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治理本身的错,而是大学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走出这种无效治理或低效治理的困境,要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的浪潮,大学需要的不是废止治理而是要重塑大学的治理模式和发展范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很多领域掀起范式革命,2.0、3.0、X.0版本探索此起彼伏的今天,大学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思考自己的新版本,只有快速重塑,才可能避免破产的厄运!”在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范式下,澳门新葡新京卓越本身以及卓越大学的定义正悄然发生变化,大学必须在新的经济-技术范式下通过“治理的治理”更新旧的治理理念与结构,重启并重新定义对于卓越大学的追求,并以创新创业为中心重建新的大学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从未来的角度看,大学还需要认真根据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找到适应未来的大学形态,才可能健康发展。”为保障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创新创业活动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适时通过政策引导大学教师和学生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实践,通过创新创业活动提升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乃至转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样态;大学也需要以创新创业为中心更新其组织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以新的大学发展范式应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

二、技术环境的加速变化

我们时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为创新创业提供了便利的技术环境。但“知道打字机如何工作不等于你就能成为作家”,和其他的自然技术一样,信息技术本身也不能直接创造价值。自然技术必须与知识工作者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这就意味着价值的创造需要以社会技术(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创新作为必要条件。与工业社会中个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不同,“在知识社会中,创造绩效的不是个人。个人是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绩效中心。创造绩效的是组织”。伴随价值创造的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转变,价值创造的要素也从劳动转换为知识,而这一切的背后反映了知识社会的技术环境(和工业社会的技术环境相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具体而言,这种差异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智能化的程度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第三个方面体现在技术更新的速度上。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主要是为了弥补人的体力不足,强调力量的增强,智能化程度低。而知识社会的数字技术通过硬件与软件相互匹配,使越来越多的认知型工作实现了自动化。与机械技术的工具性相比,数字技术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智慧化。此外,机械技术完全被人所控制,只是人力的补充;而今天的数字技术在某些领域已经比人的智能更加优越,正逐渐取代人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基于硬件与软件的不断迭代,数字技术的更新呈加速状态。技术变迁中的线性模型正在被指数级增长所取代。当前在信息化时代和数字技术环境中,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有效管理和加工信息,新的规则体系和社会契约在趋于简化的同时又趋于复杂。“趋于简化”主要是指组织架构;“趋于复杂”主要是指信息的加工和管理。组织架构方面,“组织在以信息为中心重新整合组织本身时,大多数管理层次都成为多余的设置”。但在信息加工和管理方面,随着信息源的增加和大数据的快速累积,信息加工和处理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

对于大学而言,当前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自然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社会技术革新的速度。一旦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或不相匹配,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种后果是由于缺乏社会技术的规范,自然技术的快速进步有可能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是社会失范;另一种后果就是由于社会技术的滞后,自然技术的革新会受到阻碍,从而延缓创新驱动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我们时代从信息技术本身的进步而言,已经可以实现信息化。但由于社会技术的滞后,当前即便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仍然只处于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中,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实现了信息化的社会。在高等教育领域,信息化的程度更是明显滞后,最明显的不足就是大学的课程设置,尤其是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其更新速度落后于技术的进步。由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周期不断缩短,很多时候学生还没有毕业,其所学的知识已经过时。面对这种窘境,一方面大学需要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来尽快提高课程更新速度。如弗里德曼所言,“大学应该尝试着以更快、更加频繁的速度调整课程设置,以便与变化的速度保持一致,例如在某些课程上可以标上‘有效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转变或创新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就业导向的学历教育向创业导向的终身教育转型。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大学应是适应终身学习并提供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而不再是作为提供终结性教育证书的唯一机构。近年来,作为网络教育课程的创新者,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充分展示了创业精神,在发展战略上主动选择“未消费领域”,重点关注“非传统的学生”,尝试通过在线的方式为那些“处于人生的进修阶段却选择不再进修的那些人”提供学位课程,从而大获成功。

除了在线学位课程,基于信息技术的组织变革还极大地拓展了高等教育的地理、物理和心理边界,从而也需要新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与之匹配。在高等教育领域,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说法由来已久,但直到今天,高等教育依然处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究其根本,工业社会的技术和制度为全球化设置了天然的限度,无论以民族国家为主导,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全球化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获得与传递信息的能力,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如弗里德曼所言:“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2.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3.0版本的动力来自于个人,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这也带来了全球化3.0版本的独特特征。”当前全新的技术环境为全球化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历史上,研究型大学的繁荣得益于谷登堡印刷术、民族国家和工业革命,今后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化浪潮将对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大学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关系上,也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大学发展范式,而是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产生,即创新创业的全球化。在新的社会情境和技术环境中,随着所面对问题复杂性的增加,任何单一组织都很难独自完成创新和创业。因此,我们需要跳出组织的层级性,基于水平的网络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以创新和创业精神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在此过程中,以“外包”为代表的社会技术创新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发生深刻的变革。近年来,作为创新全球化的一种尝试,“耶鲁实际是通过创建复旦-耶鲁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将实验工作外包给了复旦。每所大学都自行负担劳务和研究费用,所以它们之间不需要资金往来。但是中国方面主要从事的是基础技术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术人员和实验动物,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鲁低得多。耶鲁方面主要从事数据分析这种高端工作。通过合作,复旦师生和技术人员可以接触到高端研究,耶鲁也可以得到大规模实验的支持。如果耶鲁试图在(学校所在的)纽黑文市建成与复旦同样的研究规模,其成本将高得吓人。而且,像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实验室只会有30名技术人员,但在复旦会有150人。这一合作给中国增加了人力资本,给耶鲁带来了创新。”[13](P266)未来为适应经济和创新全球化的需要,无论在创新领域还是在创业领域,全球范围内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外包”服务将变得非常普遍,并趋于制度化,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现有大学发展范式。

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大学不会消失,但一定会彻底改变。”作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不仅要提供大量创新性科研成果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通过社会创业来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以保障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平衡,从而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作好准备。“为了追求卓越、造福人类,大学需要被创造合适的气氛和提供有利的条件。我们都面临的挑战就是是否大学的‘工具’——行政管理架构处于国内的先进水平,从而可以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异的结果。”未来,当大学和大学人意识到知识生产对于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样态时,大学以及大学人在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如何应对创新创业的挑战

2019年,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在《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变革科学范式,应对全球挑战》的文章,对科学范式变革的本质内涵、全球性重大挑战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进行了剖析。在自然技术层面,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变革科学范式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从来就不只是科学进步和技术突破的问题,还必然涉及组织与制度的创新,即社会技术的变迁。只有科技革命与组织制度创新相匹配,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当前,“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在不断颠覆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教育,在不少领域,范式革命正在涌动,几乎所有组织都在思考或探索自己的新模式,教育概莫能外”。与科学范式的变革相比,为了保障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相匹配,以应对创新创业的挑战,作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发展范式的变革以及基于新的大学范式所引发的组织与制度创新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与教学、科研活动中对于高深知识普遍性的强调不同,创新创业活动更加强调地区特色。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比如,同样在美国,同样是创新创业型大学,斯坦福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就存在显著差异。硅谷和128公路无论在组织模式还是创业文化方面都迥然不同。再比如,在世界范围内斯坦福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创新创业领域都是佼佼者,都为所在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情不同,斯坦福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创新创业模式的选择上也有根本的差异。依托硅谷的独特优势和美国的大国地位,斯坦福大学的创新创业可以覆盖整个价值链,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创新创业则只能集中于价值链的上游(研发、创新和设计)。当然,强调创业的本土性和地区优势,并不是为了对抗创新的全球化和大学的世界性。文明的本土化和大学的世界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创业的本土性与创新的全球化是大学范式变革的两翼。对于大学的范式变革而言,不利用全球资源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不扎根本土创业将缺乏有力的服务支持系统。

当前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一方面基于知识的流动性和创新的全球化,大学对创新创业的应对呈现出“无边界”的倾向。为了实现自身的创新创业并促进社会的创新创业,大学可以通过各种技术(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手段汇聚全球资源。但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性仍然至关重要。无论创新体系还是创业生态首先是区域性的。对于教学和研究而言,知识的流动主要以出版物为载体,地理位置相对次要。但对于创新创业而言,知识的流动主要依赖于社会网络,即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样一来,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显得特别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社会网络、知识资源以及产业集群,可以为创新创业提供不同的制度和创新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创新创业的繁荣也可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价值。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活动的共同目的就是建立“创新区域”。而在“创新区域”建设过程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创建。实践中无论信息技术如何便利,也无论“服务外包”如何发达,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都必须扎根于本土,将创新知识应用于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技术创新。大学的创新创业成果应首先在当地“孵化”或转让给当地的初创企业,而不应简单将知识产权出售给最高投标人。如果大学的创新创业成果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优先卖给外国或外地的大公司而没有促进本地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么由于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大学在当地将很难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和足够的发展空间,最终也很难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可持续性的影响,更谈不上为全世界、全人类作出贡献。当然,在创新创业趋于全球化的今天,要完全避免国家产业政策和大学技术转移中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冲突也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学的某项知识产权,有时最好的或唯一的机会就是许可一家国外公司。具体实践中,为保障国家和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稳健运行,大学要基于“全球国家地方”分析框架,重塑其组织利益、价值观与责任配置。

在基于创新创业的知识社会里,创新创业型大学将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为了能够给创新创业活动创造稳定性,加速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和扩散至关重要。“当新的观念出现后,人们扩散、采用还是拒绝它,皆可带来不同的结果,社会也随之发生变革。”在基于知识的创业型社会里,只有通过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和扩散,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种适合创新创业的新的社会契约才有可能形成。历史上,在工业社会里驱动研究型大学的是科学精神,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旨在让一个国家成为“科学的国度”。而在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中驱动创新创业型大学的主要是企业家精神,创新创业型大学的繁荣旨在促成“创业的国度”。作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创业国度”,以色列的创新“十诫”第一条就是“你要有创业精神”。作为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以色列理工学院类似一个生产创新企业的工厂,校园里充满着创业的激情。凭借着教师和毕业生的创业精神,以色列理工学院对于以色列转型成为“创业的国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研究型范式下大学的科研职能日趋制度化。基于科研职能的制度化,大学的创新也日益制度化,且与创业相分离。“(企业家的创新)功能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地并且一定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其原因在于……创新本身正在变成一种常规活动。技术进步正日益成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常规工作,他们将原先稀缺的活动转化成为一项能够以可预期的方式产生作用的常规过程。”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下,大学的科研活动遵循确定的技术路线,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已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问题,创新局限于科技领域,无法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相融合。其结果,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激励,由科技创新引发的创业仍然是零星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大学的创新制度化增加了科技创新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提高了科研活动的绩效,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但在研究型大学范式下,有组织的制度化创新也阻碍原始创新的产生,使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发生创业革命的概率降低。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的新时代,创新不能再交给运气,创业也不能再靠个人式的天才;大学需要成为创新的引擎和创业的孵化器,为那些非制度化的创新和革命性的创业提供必要的空间和保护。

总之,为应对我们时代创新创业的挑战,大学需要变革发展范式。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社会组织中相对保守的专业组织,大学的组织性质和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惰性和惯性,从以教学和研究为中心向以创新创业为中心的范式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机构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人员身上时,通过改革来解决新问题会相对简单,但当能力开始植根于流程和价值观,尤其是当能力已成为机构文化的一部分时,改变可能会变得异常困难。”面向未来,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技术范式的转移会驱动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加速变革,另一方面社会体系的路径依赖又会阻碍高等教育快速变革。在剧烈的“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创新创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大学发展范式的变革也将更加紧迫和艰难。


作者:王建华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南京。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  P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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